01文治的繁荣
宋朝是由职业军人开创的朝代。其他朝代的开创者如刘邦、李渊、朱元璋等，虽然也是“马上得天下”，但他们都不像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这样，原本就出身于职业军人。但是，宋朝这样一个由职业军人开创的朝代，却在军事上显得比较弱势，而在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上有比较充分的发展。与其他朝代相比，宋朝的士大夫才开始正式在权力世界发挥作用，与皇帝“共定国是”。宋仁宗时期，后宫的妃嫔宫女找到仁宗走后门，希望有所升迁。仁宗说，这事我说了不一定管用，朝廷不会放行。妃嫔们都不信：皇帝金口玉言，谁敢不从？于是，宋仁宗就为她们写了条子，她们感激不已拜谢而去。结果，朝廷果然顶了回来。这几个妃嫔才知道，皇帝批的条子也不好使。士大夫构成的执政群体，对皇帝的意志形成了制衡，这是宋朝政治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同时，宋朝的民间生活也比较繁荣，人们的文化艺术修养水准很高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“唐宋八大家”中，有6个都在宋朝。比起唐朝的盛大华贵，宋朝显得清平深邃。比如，都是写庐山，唐朝的李白与宋朝的苏轼写出来的就不一样。李白在《望庐山瀑布》中说：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苏轼在《题西林壁》中则说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一个浪漫，潇洒豪迈，风神俊逸；一个平实，富含哲理，筋骨内敛。可以说，唐朝是古典文化的巅峰，而宋朝是近代文化的滥觞。02防范的精神
宋朝形成如此独特的气象，与宋朝立国之初的基本精神不无关系。欣赏和理解宋朝，从宋朝的立国精神着手，不失为一个门径。宋朝是继五代十国之后建立的一个朝代。自唐代“安史之乱”以来，多年的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的局面，给当时的人们造成了很大的震撼。五代时期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个朝代总共才维持53年，走马灯一样更换了8个姓氏的14个皇帝。前面的五代旋兴旋废，继之而起的宋朝，是不是短命的第六代呢？这是宋朝的立国者要回答的头号问题。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小伙伴们，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才能使宋朝长治久安。虽然经过“斧声烛影”的历史悬案，赵匡胤被弟弟赵光义取而代之成为宋太宗，但是赵光义仍然稳定延续了他兄长的政策。而且，赵光义团队把宋太祖的功业进行了总结，用八个字高度凝练地进行了概括：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。这八个字，翻译成今天的白话，就是任何事情都要防微杜渐，都要事先预防，而且要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。这是一种以“防弊”为中心的制衡原则，是宋太祖奠定的宋朝制度的核心精神。跨越三百年的宋朝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，从范仲淹主持的“庆历新政”到王安石变法，调整了许多政策。但是，作为“祖宗之法”的“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”的精神，却是极为稳定的。即使是对“祖宗之法”提出过批评的王安石，也跟宋神宗说，新法“关防未尽”。这就是说，在设置制约防范方面，新法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。03稳定的内核
宋朝防范的重点是什么？宋太宗赵光义在和辅臣的一次对话中说：“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为之防。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焉。”帝王最要当心防范的，是内部的变乱因素。守内虚外，是赵宋政治部署的基本调子。从机构布局看，唐、宋也形成了很大差别。唐朝是皇帝领导下的三省六部制，重要事务御前议定，大体上是由中书省出令，门下省复核，尚书省执行，发往六部。宋朝是二府制，皇帝仍然至高无上，然后，中书门下管民政，枢密院管军政，两府之外还有三司管财政，御史台管监察。唐朝是纵向的流程分工，中书出令、门下审核，从而形成制约；宋朝是横向的事务分工，民政、军政、财政、监察相互分立，各自向皇帝负责，从而更加强化了君主集权。除了机构设置的变化，宋朝还特别强调谨守“祖宗之法”。这保持了制度的稳定性，同时也是宋朝维系内部政治平衡的重要方式。宋真宗时期，有一个宦官叫刘承规很受宠信。皇帝想要授予他节度使名衔，宰相王旦就不答应。王旦说：“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，典故所无，不可听也。”意思就是，祖宗没这么干过，你也不能这么干。以这种方式，劝阻了皇帝的错误决策。史学家史罗齐说过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实际上，祖宗的形象塑造和言行记录，是由文人完成的。“祖宗之法”反映着士大夫对帝王行为规范的诠释。它由此也成为皇帝和文人官僚之间博弈的结果，是对朝廷政治运作的一种有效制约。结语相比于以往的朝代，宋朝的君主集权在强化，但同时对君权的限制也在增强。当时士大夫追求一种“内圣外王”的政治境界，内圣要求皇帝“正君心”，而士大夫们也纷纷致力于让皇帝成为“尧舜之君”，这就形成了限制君权、规范君主的风气。清末学者严复曾说：“若研究人心、政俗之变，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。”从唐朝中期到宋朝的几百年，整个社会不断地走向平民化、世俗化、人文化，终于在宋朝形成了一个高峰。或许，正如国外研究学者所说，宋朝的经济文化成果“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等量齐观”。参考文献：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三联书店1年版；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，中华书局年版；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本。